美国35%的亿万富翁都出自这8所大学!妥妥的富翁摇篮

综合 General 美国新闻 USA News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美国财富咨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最富有人士(净资产超过1亿元)曾就读于美国8所精英大学中的一所。

该研究指出,美国约有9600名“亿万富翁”(centimillionaires),即净资产超过1亿元的人。其中约35%的人曾就读于美国这8所大学中的一所: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

其中,有7%的此类超级富豪毕业于哈佛;毕业于麻省理工和斯坦福的各有5%;宾大、哥大、耶鲁出产的亿万富豪都各占4%;康奈尔和普林斯顿大学则各占3%。

该报告发布之际,正值最高法院就美国顶尖大学的招生现状进行权衡考量之时。许多精英大学因“优先考虑校友子女”的招生做法而受到抨击,批评人士称,这更加强化了财富和特权的集中。

顶尖大学的录取率近年来一路下跌,越来越多的申请者被迫争夺很有限的席位。例如去年,哈佛大学只接受了3.19%的申请者,是该校成立386年以来的最低录取比例。

在美国的财产过亿人士当中,从事金融或专业服务的人士占比最大,约占四分之一。有另外约七分之一的人通过科技行业获得了大量财富。Henley & Partners预测,科技行业将在未来10年产生更多这类顶级富豪。

诚然,从常春藤盟校或麻省理工这样的精英大学毕业,并不能保证你成为亿万富翁,甚至都不能确保在中产阶层行列里站稳脚跟。但这些大学的毕业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10年后,的确比其他大学的毕业生通常赚得更多,年收入约为12.5万元;而其他学校的毕业生的同期年收入平均为8.2万元。

Henley & Partners公司的教育服务领域负责人约翰·米尔恩 (John Milne) 指出:“获得一流教育是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前提,这些人最大限度为子女的前程作好铺垫,以获得更大的代际成功和富裕程度。”

参与该项研究的《新世界财富》研究主管安德鲁·阿莫尔斯 (Andrew Amoils) 表示,这一研究追踪了这些亿万富翁最近获得的一个学位,其中很多都是MBA等研究生学位。

他表示,一些亿万富翁继承了家族财富,而另一些人靠的则是白手起家。

来源:午夜西飞

中国民营经济迎新春?国家发展改革委展现扶持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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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经济迎新春?国家发展改革委展现扶持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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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经济的重大转折点,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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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经济的重大转折点,你准备好了吗?

2024年,一个新的历史节点悄然来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不仅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更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元年。许多人或许还未意识到,但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 回顾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体系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变。每一个时期都伴随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从初期的农民温饱到低端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基建驱动,中国经济不断适应时代的变迁。 然而,进入2023年,中国面临了新的考验。随着三年疫情的持续以及世界经贸关系的变化,传统的发展模式——以房地产为引擎的时代似乎正在走向尾声。政府对楼市的刺激政策,虽然延续了之前的惯性思维,但从多个角度看,这个时代的结束已成定局。 展望未来,2024年将成为中国经济走向新阶段的关键年份。在即将到来的15年中,我们可以预见几个重大的趋势转变:1. 高端制造业的崛起: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中国将更加聚焦于高附加值的产品制造,知识和技术将成为核心竞争力。 2.对外开放的加速:一带一路等倡议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和影响力,为普通人提供更多国际就业机会。 3.非学历教育的兴起: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将成为教育行业的重点,从而满足市场的需求。 4.基本民生问题的变革:医疗、养老等行业的社会化、市场化将成为新常态,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式也将发生转变。 这些变化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有望创造一个更加均衡和富裕的社会。然而,对于普通人而言,2024年的来临意味着需要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无论是投资方向,还是职业规划,都需要与时俱进,主动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新年新政策:如何激发消费与投资,助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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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政策:如何激发消费与投资,助力经济增长?

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措施,旨在激发国内消费和投资潜力,以支持和增强经济的回升趋势。这一新动向,不仅体现了政府对经济转型的决心,更是对未来经济增长路径的深思熟虑。 首先,消费的提振被放在了优先位置。为了提高居民的收入预期,提升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多渠道增收策略。通过强化就业优先导向,确保重点群体的就业稳定,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尤其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加强农民增收举措。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人民的购买力,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创新商品和服务供给是政策的另一大重点。政府鼓励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和健康消费,同时重视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等新兴消费领域的发展。在提高商品和服务消费质量方面,政府将持续推动产品质量分级,加强服务消费领域的标准研制,以及改善消费软环境。 而在投资方面,政府计划通过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和优化投资环境来提高投资的综合效益。强调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支持关键核心技术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致力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降低投融资成本,以及加强投资项目服务和要素保障。 这些政策措施的核心目标是形成一个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应引领并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通过这种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不仅可以激发消费和投资增长潜力,也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今天,这些政策的实施无疑是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次重要促进,也展示了政府对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的信心和决心。
台湾地区选举结束:探索背后的政治文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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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选举结束:探索背后的政治文化演变

2024年1月13日,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果揭晓,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组合胜出,标志着民进党的连续执政。这一结果不仅是台湾社会政治文化变化的显著体现,更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的选情及其与大陆的未来关系。 一、政党的西式转型 2017年,台湾的政治场景经历了显著变化。当年通过的“政党法”于2019年生效,这不仅标志着台湾政党的西化转型,也使得政党变成了纯粹的选举工具。在这种环境下,政治理想和信念逐渐淡出视野,国民党、民进党等成为了主要的选举参与者。执政党的表现直接影响着在野党的态度和行动,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的局面。 二、政府与机构的本土化 回顾台湾的历史,蒋经国时期的政策导致了当权者的本土化。李登辉、陈水扁到蔡英文时代,这一趋势更加显著。在各级政府和机构中,本省人逐渐取代外省人,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的政治文化。 三、文化的去中国化 从李登辉时期开始,台湾经历了长达30年的文化教育变革,这种“台独”史观对年轻一代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四、媒体化的民主 台湾的民主政治呈现出显著的媒体化趋势。在选举中,媒体和自媒体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政党领袖和候选人如何在媒体上表现,直接关系到他们的选举成败。 五、选民的粉丝化 选举过程中,如何吸引“铁粉”转化为“铁票”成为关键。选民的忠诚度和参与度变成了衡量选举成败的重要指标,传统的基层拉票方式逐渐被社交媒体上的粉丝互动所取代。 六、政党轮替的利益化 台湾各政治力量参与选举的主要目的是争夺执政权,以获得相应的政治利益。选举成为了一种快速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