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西方制裁后,部分俄亿万富豪财富反而暴涨?

综合 General

↑俄首富安德烈·梅尔尼琴科在2022-2023年间财富翻番

有报道指出,即便在西方的制裁下,俄罗斯在2022年经济受到冲击,但其仍可以面向全球市场,如印度、中东地区等出售石油等自然资源。报道称,许多俄罗斯亿万富翁都将西方制裁视作一种不得体的工具。即便受到西方制裁,但很多俄罗斯富豪都通过转移资产等方式使资产“躲”过西方制裁。另有俄富豪通过收购别人抛售的资产,收获了大笔财富。

俄首富资产翻倍

能源商人成“大赢家”

根据福布斯排行榜,俄罗斯化肥、煤炭大亨安德烈·梅尔尼琴科(Andrei Melnichenko)以总资产252亿美元首次成为俄罗斯首富。报道称,其资产自去年3月以来,从111亿美元涨到252亿美元,足足翻了一番。据参考消息去年报道,世界银行去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化肥原料价格较2021年上涨6到7成。

据悉,福布斯《2023富豪排行榜》前5位俄罗斯富豪,都从事与能源、金属等有关的产业。有报道指出,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新出现的俄罗斯亿万富豪中,也有来自零售、建筑等行业的亿万富翁。分析认为,这说明即便受到西方制裁,俄罗斯国内需求依旧保持强劲。

不过,也有部分俄罗斯富豪在2022年经历了资产缩水。其中,受影响最大的人包括Telegram的帕维尔(Pavel Durov),相较于2021年其财富缩水了36亿美元。

据此前报道,俄罗斯钢铁巨头北方钢铁公司董事长阿列克谢·莫尔达绍夫也是财富缩水最严重的富豪之一,他的财富在2022年蒸发了111亿美元,身家为184亿美元。不过根据福布斯最新数据显示,其财富在2023年上涨至209亿美元。

西方制裁

让俄亿万富豪遭受“短暂痛苦”

福布斯在本月13日发表的题为“西方制裁为何不能真正影响俄亿万富豪的资产”文章分析称,俄罗斯亿万富豪在受到西方制裁后,遭受了“短暂的痛苦”,随即又收获了大量财富。

据悉,俄罗斯现首富安德烈创立了俄罗斯最大煤炭生产商西伯利亚煤炭能源公司(SUEK)以及知名化肥集团欧洲化学股份公司(EuroChem)。其中,欧洲化学股份公司的化肥产量约占全球化肥总产量的5%。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2022年3月8日,也就是安德烈在被欧盟宣布制裁的前一天,其将在上述两家公司的所有权转让给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Aleksandra Melnichenko)。一天之后的3月9日,安德烈被欧盟宣布制裁。制裁内容包括冻结安德烈的资产、禁止其进入欧盟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制裁仅针对其个人,并不针对包括其妻子在内的家人。而因为转让了两家公司的所有权,瑞士、英国和德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认为,这两家公司可以正常运营,因为其与安德烈已经没有关系。

除了安德烈,俄另一备受关注的亿万富豪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也通过资产转移的方式“保”住了部分资产。据悉,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当天,阿布拉莫维奇就将其在塞浦路斯和泽西岛离岸金融中心的10个信托中的大多数股权转让给他的6个孩子。根据文件显示,这些信托总值至少40亿美元。

2022年3月,阿布拉莫维奇受到欧盟制裁,不过因为其已将部分资产转移给自己的孩子,这部分被转移的资产并未因制裁影响而被冻结或没收。此外,为避免资产被西方没收,其还将4艘游艇停在土耳其口岸。不过,其手下的球队不得不被挂牌出售。

此次富豪榜上位列第二的金属业大佬波塔宁(Vladimir Potanin)则通过收购来的银行获得大笔财富。据悉,去年4月,波塔宁从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手里收购了俄罗斯银行业集团Rosbank。值得一提的是,兴业银行正是在2006-2014年期间从波塔宁手里收购的Rosbank。两周后,波塔宁又收购了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Tinkoff Bank。而得益于银行收入,波塔宁的净资产在2022年3月到2023年3月期间,增长了64亿美元。去年6月,波塔宁被英国制裁,12月又被美国制裁。瑞典经济学家、专注于研究俄罗斯寡头问题的安德斯(Anders Aslund)认为,波塔宁在被西方制裁前就完成了收购交易,这对他而言是“纯粹的收获”。

此外,2022年全球石油、金属和矿产等大宗商品高涨的价格,也提高了俄罗斯企业的利润。据此前报道,有分析认为,俄罗斯经济之所以还能“撑住”,部分归功于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价格上涨。报道称,受西方制裁影响,这两种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弥补了出口量下降的空缺。此外,在西方买家因担心制裁,回避直接购买后,俄罗斯将市场转向了印度等国。

中国民营经济迎新春?国家发展改革委展现扶持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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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经济迎新春?国家发展改革委展现扶持决心

在2024年伊始,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召开了两场重要会议,重点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壮大。1月9日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和1月2日至3日的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会议,不仅凸显了国家对民营经济的重视,更是对外界释放了积极发展信号。会议期间,多家民营企业负责人积极反映了各自的经营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民营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已经通过连续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表达了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和关心,这一做法在2024年得到了延续和强化。通过这些会议,政府不仅聆听了民营企业的声音,更是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去年发布的“1+N”政策体系到今年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举措,可以看到政府在不断深化对民营经济的支持。 特别是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实际举措,从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进程到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法治保障,这些都是对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支持。此举不仅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是一剂“定心丸”,对整个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是一大利好。 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民营经济的春天,是否真的来临?” 随着政府持续的支持和政策的落实,民营经济的未来发展充满了希望和潜力。在新的一年里,有理由期待民营经济能够迎来更高质量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贡献更多力量。
2024年:中国经济的重大转折点,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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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经济的重大转折点,你准备好了吗?

2024年,一个新的历史节点悄然来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不仅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更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元年。许多人或许还未意识到,但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 回顾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体系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变。每一个时期都伴随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从初期的农民温饱到低端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基建驱动,中国经济不断适应时代的变迁。 然而,进入2023年,中国面临了新的考验。随着三年疫情的持续以及世界经贸关系的变化,传统的发展模式——以房地产为引擎的时代似乎正在走向尾声。政府对楼市的刺激政策,虽然延续了之前的惯性思维,但从多个角度看,这个时代的结束已成定局。 展望未来,2024年将成为中国经济走向新阶段的关键年份。在即将到来的15年中,我们可以预见几个重大的趋势转变:1. 高端制造业的崛起: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中国将更加聚焦于高附加值的产品制造,知识和技术将成为核心竞争力。 2.对外开放的加速:一带一路等倡议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和影响力,为普通人提供更多国际就业机会。 3.非学历教育的兴起: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将成为教育行业的重点,从而满足市场的需求。 4.基本民生问题的变革:医疗、养老等行业的社会化、市场化将成为新常态,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式也将发生转变。 这些变化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有望创造一个更加均衡和富裕的社会。然而,对于普通人而言,2024年的来临意味着需要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无论是投资方向,还是职业规划,都需要与时俱进,主动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新年新政策:如何激发消费与投资,助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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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政策:如何激发消费与投资,助力经济增长?

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措施,旨在激发国内消费和投资潜力,以支持和增强经济的回升趋势。这一新动向,不仅体现了政府对经济转型的决心,更是对未来经济增长路径的深思熟虑。 首先,消费的提振被放在了优先位置。为了提高居民的收入预期,提升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多渠道增收策略。通过强化就业优先导向,确保重点群体的就业稳定,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尤其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加强农民增收举措。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人民的购买力,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创新商品和服务供给是政策的另一大重点。政府鼓励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和健康消费,同时重视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等新兴消费领域的发展。在提高商品和服务消费质量方面,政府将持续推动产品质量分级,加强服务消费领域的标准研制,以及改善消费软环境。 而在投资方面,政府计划通过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和优化投资环境来提高投资的综合效益。强调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支持关键核心技术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致力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降低投融资成本,以及加强投资项目服务和要素保障。 这些政策措施的核心目标是形成一个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应引领并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通过这种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不仅可以激发消费和投资增长潜力,也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今天,这些政策的实施无疑是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次重要促进,也展示了政府对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的信心和决心。
台湾地区选举结束:探索背后的政治文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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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选举结束:探索背后的政治文化演变

2024年1月13日,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果揭晓,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组合胜出,标志着民进党的连续执政。这一结果不仅是台湾社会政治文化变化的显著体现,更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的选情及其与大陆的未来关系。 一、政党的西式转型 2017年,台湾的政治场景经历了显著变化。当年通过的“政党法”于2019年生效,这不仅标志着台湾政党的西化转型,也使得政党变成了纯粹的选举工具。在这种环境下,政治理想和信念逐渐淡出视野,国民党、民进党等成为了主要的选举参与者。执政党的表现直接影响着在野党的态度和行动,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的局面。 二、政府与机构的本土化 回顾台湾的历史,蒋经国时期的政策导致了当权者的本土化。李登辉、陈水扁到蔡英文时代,这一趋势更加显著。在各级政府和机构中,本省人逐渐取代外省人,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的政治文化。 三、文化的去中国化 从李登辉时期开始,台湾经历了长达30年的文化教育变革,这种“台独”史观对年轻一代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四、媒体化的民主 台湾的民主政治呈现出显著的媒体化趋势。在选举中,媒体和自媒体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政党领袖和候选人如何在媒体上表现,直接关系到他们的选举成败。 五、选民的粉丝化 选举过程中,如何吸引“铁粉”转化为“铁票”成为关键。选民的忠诚度和参与度变成了衡量选举成败的重要指标,传统的基层拉票方式逐渐被社交媒体上的粉丝互动所取代。 六、政党轮替的利益化 台湾各政治力量参与选举的主要目的是争夺执政权,以获得相应的政治利益。选举成为了一种快速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