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本正逼走科技巨头,但初创公司仍离不开硅谷

高成本正逼走科技巨头,但初创公司仍离不开硅谷

创业园地 Business & Start Up

界面新闻记者 | 田思奇

高税收、租金贵、监管越来越严……有太多原因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离开这里。

“逃离加州”已经不算什么新奇的想法,但在动荡的2020年接近尾声时,越来越多的加州居民和企业似乎下定了决心。

“科技外流”

今年因为特斯拉股价上涨晋升为世界第二大富豪的埃隆·马斯克,日前宣布他已经搬到德克萨斯州,尽管其拥有的公司仍在加州保留主要业务。类似地,市值约100亿美元的云存储公司Dropbox的CEO德鲁·休斯顿据称也将搬到德州的休斯顿。

甲骨文公司也在上周宣布离开旧金山湾区,把总部搬到德州奥斯汀。作为世界第二大软件制造商,甲骨文自1977年成立以来一直将湾区作为自己的家。与此同时,甲骨文联合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则宣布自己要搬到夏威夷的拉奈岛,利用视频会议软件Zoom继续工作。

2015年从惠普公司分离出来惠普企业(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也宣布将总部迁往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除了去德州以外,电子烟制造商Juul表示将迁往东岸的华盛顿特区。

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少科技公司在2020年允许员工在家办公,有些甚至将在家办公的期限延长为“永远”。但员工甚至公司并不会因此停留在原地,公司总部和管理层的高调搬迁表明,加州“科技外流”已成为新的风潮。

为什么离开?

位于加州北部的硅谷几十年来一直是科技巨头的聚集地,广泛被认为是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吸引了大批各行各业的精英在此就职。

但毗邻硅谷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给出最直观的逃离原因:“加州太贵了。”

美国《新闻周刊》12月11日的文章指出,加州的生活成本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50%。许多逃离硅谷的富豪和投资者正在转移到不征收州所得税的地区,例如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华盛顿州。

除了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税收,还有些企业家反对加州的过度监管。例如今年9月通过的法案要求到2021年,加州上市公司董事会中至少要有一名少数族裔成员。反对者相信,这是政治干预商业行为的体现。

风险投资家乔·朗斯代尔今年早些时候也表示,他将把自己的公司8VC从旧金山搬到奥斯汀。理由是旧金山在公共安全和市政府治理方面表现不佳,并且加州充满“偏执的极左派”。1992年以来的美国大选中,加州都是民主党的大票仓。

数据分析软件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今年早些时候将其总部从硅谷核心区域帕洛阿托搬到了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在今年5月接受Axios采访时,CEO亚历克斯·卡普·帕兰蒂尔表示,他反对的是“硅谷日益增长的不宽容和单一文化”。

能去哪里?

2019年,65.3万加州居民离开这个全美GDP排名第一的“黄金州”,前往其他地区安家,而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GDP排名第二的德克萨斯州。

美国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认为,加州在营业税负担方面排名50个州中的倒数第二,仅高于新泽西州。 

另一方面,德克萨斯州依靠不断宣传低税收、监管少和房价低来吸引加州的公司和居民。德州仅对商业利润征收0.75%的特许经营税,而加州的公司税为8.85%;旧金山征收0.38%的工资税和0.6%的总收入税。而德州没有州所得税。

奥斯汀商会数据显示,今年截至11月,已有39家科技和其他行业公司迁往奥斯汀。商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劳拉·赫夫曼表示,该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多元化人才是企业寻求迁往那里的原因之一。当地拥有25所学院和大学,47%劳动力拥有学士学位。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从德州搬离的居民数量在美国也名列前茅,排名第三,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正是加利福尼亚州。

走不掉?

如今的硅谷以及旧金山湾区已经是星光熠熠,大公司总部林立。但创业公司依旧是硅谷的根本。而事实表明,创业和风投领域的搬迁并不容易。

研究公司PitchBook的数据显示,去年38%的风投资金流向硅谷的初创企业。今年到目前为止,这一比例上升到40%。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数据也证明,地址列在旧金山湾区内的创业者比例保持稳定。也就是说,尽管美国各地的许多地方都在吸引更多的初创公司,但硅谷还没有出现明显的竞争对手。

彭博新闻社文章强调,与直觉相反的是,湾区的巨头可能比初创企业更有可能搬迁,因为大公司已经在不少其他城市设有分支,能从较低的税率和较少的监管中获得更多好处。而规模较小的初创企业全部业务都设在旧金山湾区。

《从零到一》作者彼得·蒂尔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起一次内部调查,寻找湾区以外的办公地点。但在综合考虑了税率、法规和到大型机场的距离后,基本所有城市都被淘汰,公司暂时放弃寻求新总部的计划。

卡内基梅隆大学商学院创业学教授布兰迪·艾文表示:“风险投资不像是那种非接触式运动”,“其他地区的风险投资增长是溢出效应的缘故,没有理由认为其他地区能取代硅谷。”

中国民营经济迎新春?国家发展改革委展现扶持决心
国际新闻 International News

中国民营经济迎新春?国家发展改革委展现扶持决心

在2024年伊始,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召开了两场重要会议,重点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壮大。1月9日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和1月2日至3日的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会议,不仅凸显了国家对民营经济的重视,更是对外界释放了积极发展信号。会议期间,多家民营企业负责人积极反映了各自的经营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民营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已经通过连续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表达了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和关心,这一做法在2024年得到了延续和强化。通过这些会议,政府不仅聆听了民营企业的声音,更是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去年发布的“1+N”政策体系到今年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举措,可以看到政府在不断深化对民营经济的支持。 特别是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实际举措,从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进程到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法治保障,这些都是对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支持。此举不仅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是一剂“定心丸”,对整个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是一大利好。 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民营经济的春天,是否真的来临?” 随着政府持续的支持和政策的落实,民营经济的未来发展充满了希望和潜力。在新的一年里,有理由期待民营经济能够迎来更高质量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贡献更多力量。
2024年:中国经济的重大转折点,你准备好了吗?
国际新闻 International News

2024年:中国经济的重大转折点,你准备好了吗?

2024年,一个新的历史节点悄然来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不仅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更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元年。许多人或许还未意识到,但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 回顾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体系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变。每一个时期都伴随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从初期的农民温饱到低端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基建驱动,中国经济不断适应时代的变迁。 然而,进入2023年,中国面临了新的考验。随着三年疫情的持续以及世界经贸关系的变化,传统的发展模式——以房地产为引擎的时代似乎正在走向尾声。政府对楼市的刺激政策,虽然延续了之前的惯性思维,但从多个角度看,这个时代的结束已成定局。 展望未来,2024年将成为中国经济走向新阶段的关键年份。在即将到来的15年中,我们可以预见几个重大的趋势转变:1. 高端制造业的崛起: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中国将更加聚焦于高附加值的产品制造,知识和技术将成为核心竞争力。 2.对外开放的加速:一带一路等倡议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和影响力,为普通人提供更多国际就业机会。 3.非学历教育的兴起: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将成为教育行业的重点,从而满足市场的需求。 4.基本民生问题的变革:医疗、养老等行业的社会化、市场化将成为新常态,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式也将发生转变。 这些变化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有望创造一个更加均衡和富裕的社会。然而,对于普通人而言,2024年的来临意味着需要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无论是投资方向,还是职业规划,都需要与时俱进,主动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新年新政策:如何激发消费与投资,助力经济增长?
国际新闻 International News

新年新政策:如何激发消费与投资,助力经济增长?

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措施,旨在激发国内消费和投资潜力,以支持和增强经济的回升趋势。这一新动向,不仅体现了政府对经济转型的决心,更是对未来经济增长路径的深思熟虑。 首先,消费的提振被放在了优先位置。为了提高居民的收入预期,提升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多渠道增收策略。通过强化就业优先导向,确保重点群体的就业稳定,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尤其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加强农民增收举措。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人民的购买力,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创新商品和服务供给是政策的另一大重点。政府鼓励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和健康消费,同时重视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等新兴消费领域的发展。在提高商品和服务消费质量方面,政府将持续推动产品质量分级,加强服务消费领域的标准研制,以及改善消费软环境。 而在投资方面,政府计划通过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和优化投资环境来提高投资的综合效益。强调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支持关键核心技术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致力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降低投融资成本,以及加强投资项目服务和要素保障。 这些政策措施的核心目标是形成一个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应引领并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通过这种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不仅可以激发消费和投资增长潜力,也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今天,这些政策的实施无疑是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次重要促进,也展示了政府对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的信心和决心。
台湾地区选举结束:探索背后的政治文化演变
国际新闻 International News

台湾地区选举结束:探索背后的政治文化演变

2024年1月13日,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果揭晓,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组合胜出,标志着民进党的连续执政。这一结果不仅是台湾社会政治文化变化的显著体现,更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的选情及其与大陆的未来关系。 一、政党的西式转型 2017年,台湾的政治场景经历了显著变化。当年通过的“政党法”于2019年生效,这不仅标志着台湾政党的西化转型,也使得政党变成了纯粹的选举工具。在这种环境下,政治理想和信念逐渐淡出视野,国民党、民进党等成为了主要的选举参与者。执政党的表现直接影响着在野党的态度和行动,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的局面。 二、政府与机构的本土化 回顾台湾的历史,蒋经国时期的政策导致了当权者的本土化。李登辉、陈水扁到蔡英文时代,这一趋势更加显著。在各级政府和机构中,本省人逐渐取代外省人,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的政治文化。 三、文化的去中国化 从李登辉时期开始,台湾经历了长达30年的文化教育变革,这种“台独”史观对年轻一代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四、媒体化的民主 台湾的民主政治呈现出显著的媒体化趋势。在选举中,媒体和自媒体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政党领袖和候选人如何在媒体上表现,直接关系到他们的选举成败。 五、选民的粉丝化 选举过程中,如何吸引“铁粉”转化为“铁票”成为关键。选民的忠诚度和参与度变成了衡量选举成败的重要指标,传统的基层拉票方式逐渐被社交媒体上的粉丝互动所取代。 六、政党轮替的利益化 台湾各政治力量参与选举的主要目的是争夺执政权,以获得相应的政治利益。选举成为了一种快速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