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被绑架撕票,她单枪匹马追凶三载,直到自己也被射杀

女儿被绑架撕票,她单枪匹马追凶三载,直到自己也被射杀

综合 General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愤怒、悲伤和绝望,又给人以希望的故事。长期以来,暴力犯罪团伙的恶劣行为在墨西哥的圣费尔南多留下了累累伤痕。《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叫米丽娅姆·罗德里格斯的女性,为了给遭到绑架并被残忍杀害的女儿寻求正义,她独自带着一把手枪、一张假身份证,完全凭着自己搜集的线索抓捕嫌犯,挑战着纵容犯罪份子逍遥法外的制度。然而,最终,她却被犯罪分子开枪打死在自己的家门前。

自2014年以来,她一直在追踪绑架并杀害她20岁女儿凯伦的罪犯们。其中有一半人已经被关进了监狱,不是因为当局的破案能力,而是因为她独自一人,不畏艰险不计代价地追捕他们。

米丽娅姆·罗德里格斯(Miriam Rodriguez)紧紧攥着包里的手枪,穿梭于人群,在通往德克萨斯的桥上奔跑着。她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喘口气,仔细端详下一个目标的照片:那是一个花匠。

她已经追捕他一年了,在网上捕捉他的信息,审问与他的共犯,甚至结交不知情的亲戚以获得他的行踪线索。现在她终于得到可靠的消息,一个寡妇打电话告诉她,他在边境上兜售鲜花。

自2014年以来,她一直在追踪绑架并杀害她20岁女儿凯伦的罪犯们。其中有一半人已经被关进了监狱,不是因为当局的破案能力,而是因为她独自一人,不畏艰险不计代价地追捕他们。

她剪了头发,染了色,伪装成民意调查员、卫生员或者是选举官员,以获取他们的姓名和地址。她编造借口去见他们的家人,并未起疑的祖母和表亲们,或多或少地给了她一些线索。她把所有的线索写下来,塞进她的黑色电脑包里,然后逐一展开调查,一个接一个地追捕他们。

她对他们的习惯、朋友、家乡甚至童年了如指掌。她知道这个花匠在加入Zetas贩毒集团(墨西哥境内最危险的暴力犯罪团伙之一)并参与她女儿的绑架案之前,曾在街上卖过花。现在他正在潜逃,他选择回到他熟悉的地方,靠卖玫瑰来维持生计。

她没有洗澡,就在睡衣外面套了件风衣,火红的头发上戴了一顶棒球帽,钱包里还放了把枪,她直奔边境去找那个花匠。在桥上,她焦急地在小贩中寻找花车,不巧的是,花匠那天却在卖太阳镜。当她终于找到他的时候,她太兴奋了,离他也太近了。花匠认出了她,拔腿就跑。

他沿着狭窄的人行横道上夺路狂奔,心存侥幸。当时已经56岁的罗德里格斯抓住他的衬衫,把他拽到栏杆上。她用手枪顶住他的背部。

“你动一下试试!我立刻开枪打死你!”她对他说。据那天目睹抢罗德里格斯当街抓人的花匠家人说,她在那里和他僵持将近一个小时,等着警察来逮捕他。

在三年的时间里,罗德里格斯几乎抓获了绑架她女儿勒索赎金团伙中的所有在世成员,这是一群试图开始新生活的恶棍罪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一个出租车司机,一个汽车销售员,一个保姆。

她总共扳倒了10个人,这场疯狂的正义运动让她名声大噪,但也异常危险,没有人敢挑战暴力犯罪集团,更不要说将其成员投入监狱。

她要求政府提供警察保护,她以为自己终于不用再害怕了。

2017年母亲节,她的追捕名单上还有最后几个人,在她追到其中一个的几周后,她在家门口被枪杀。她的丈夫在屋里看电视,发现她脸朝下倒在街上,手塞在钱包里,旁边躺着她的手枪。

对于北部城市圣费尔南多的许多人来说,她的故事反应了墨西哥的很多问题,也代表了墨西哥人民面对政府的冷漠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个国家被暴力和有罪不罚现象弄得四分五裂,一位悲痛欲绝的母亲不得不独自解决女儿被杀害的问题,并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她的事迹在案卷、证人证词、她追查到的罪犯供词以及数十次对亲戚、警察、朋友、官员和当地居民的采访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她勇敢的行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了圣费尔南多。人们因她的战斗而振作起来,她的死更是激起了人们的愤慨。市政府在中央广场放置了一块铜匾以纪念她,当局承诺要逮捕杀害她的凶手。她的儿子路易斯接管了她创办的组织,这个组织由许多失去亲人的当地家庭组成。在经历了十年的暴力事件、犯罪团伙派系之间的残酷战争、72名移民被屠杀以及罗德里格斯被杀等事件后,圣费尔南多一度变得安静下来,仿佛浸在自己的悲惨历史之中。

直到今年7月,14岁的男孩卢西亚诺·莱亚尔·加尔萨在街上被人抢走——这是自罗德里格斯讨伐杀害女儿的罪犯以来公众影响力最大的绑架勒索案件。

罗德里格斯36岁的儿子路易斯看到这个案子跟他们家案子相似之处,不禁流下了眼泪。和罗德里格斯的女儿一样,卢西亚诺是在自家的一辆卡车里被绑架的。卢西亚诺的家人为他们的儿子支付了两笔赎金,就像罗德里格斯的家人试图解救凯伦时做的一样,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

悲剧再次重演。

镇上的居民举行游行,要求为卢西亚诺讨回公道。大队人马在荒芜的灌木丛中一英里又一英里搜寻他的踪迹。他的母亲安娜贝尔·加尔萨魄力十足,无所畏惧,她为墨西哥失踪的人们发声。墨西哥全国失踪人数达到惊人的7万人,随着国力的衰退,杀人案件仅在过去的五年内就几乎翻了一番。但这次的战斗不同以往,罗德里格斯寻找女儿的勇气和决心,为多年后拯救卢西亚诺的运动提供了一盏指路明灯,她的惨死也在警醒那些试图反抗的人,让他们明白他们面对的是怎样可怕而强大的力量。与罗德里格斯对杀害女儿的凶手穷追猛打不同,卢西亚诺的父母并没有试图惩罚这个强大的犯罪团伙。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更基本的事情上——儿子的归来。

这名少年的父亲老卢西亚诺在儿子失踪三个月纪念日说:“听着,我们都想做罗德里格斯做的事,但看看她的结局吧,她死了。”

他补充说:“这是我们所恐惧的。”

一、女儿连人带车被绑架,生还希望渺茫她告诉女儿,她要找到绑架凯伦的人,否则她决不罢休。她会一个接一个地追捕他们,直到她死去的那一天。阿扎利亚看着母亲的悲痛化为了力量,她的希望也被复仇取代。

绑匪腰带上挂着的对讲机不停地嗡嗡响,打断了罗德里格斯恳求他归还女儿的请求。

凯伦被绑架后的几个星期里,电话、威胁和虚假的承诺纠缠在一起,令人作呕。为了支付第一笔赎金,罗德里格斯的家人向一家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这家银行为支付这笔钱提供了信用额度。

\这家人严格遵守每一个指示,凯伦的父亲在诊所附近放下了一袋现金,然后在当地的墓地无助地等待绑匪释放他的女儿。

破釜沉舟的罗德里格斯要求与当地的Zetas犯罪团伙的成员见面,出乎她的意料,他们同意了。她和一个瘦小的年轻人在镇上一家名叫El Junior餐馆坐了下来。

那是2014年,是圣费尔南多特别艰难混乱的时刻。许多酒吧和餐馆因害怕枪战而关门,到处都是乱葬岗,一次发现不到20具尸体都不值得上头条。

Zetas犯罪集团曾经是Gulf犯罪集团的武装分支,多年来一直与他们曾经的老东家交战。他们绑架无辜者换取赎金用于支撑他们的战争,或者用绑架来的人充作士兵来增加实力。有时,他们会组织俘虏之间的死亡比赛来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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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伦的哥哥路易斯为了躲避危险已经搬走了。但凯伦为了完成学业留了下来,并帮助妈妈经营她的小牛仔服装店。

1月23日,当凯伦准备在车流中并道时,两辆卡车从两边驶来,拦住了她。武装人员强行闯入她的皮卡,连人带车开走了。

他们开车把她送到家里,而罗德里格斯当时正在德克萨斯州当保姆,所以并不在家里。凯伦被捆绑着躺在自家客厅的地板上,她的嘴被堵上了。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她叔叔请来的毫无防备的修理工,正上门来修理家里的卡车。

绑匪惊慌失措,把这位修理工也抓住了,然后带着他们逃走了。

现在,罗德里格斯和团伙代表坐在一起,恳求他释放凯伦,而他的对讲机也不时地响个不停。他坚称该组织并没有抓她的女儿,但可以提供帮助帮忙找到她,但要求2000美元的费用,罗德里格斯支付了费用。通过对讲机,她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萨马。

一周后,他不再接电话。其他人打电话来,自称是绑架者。说他们还需要一点钱,他们说,只要500美元。家人虽然非常怀疑他们说话的可信度,但还是给他们寄了钱。

每一次付款,都给罗德里格斯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一次次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她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绝望之中。

希望像一种毒,蔓延在许多失踪者的家庭里。他们要么彻底了断希望,不再试图拯救他们深爱的家人,要么守着这份虚假的希望,直到被它毁灭。

当时罗德里格斯已经和丈夫分居,搬去和大女儿阿扎利亚住在一起。最后一次付款几周后的一天早晨,她下楼告诉阿扎利亚,她知道凯伦再也回不来了,她很可能已经死了。她说的时候非常平静,好像只是在说女儿睡着了一样。

她告诉女儿,她要找到绑架凯伦的人,否则她决不罢休。她会一个接一个地追捕他们,直到她死去的那一天。

阿扎利亚看着母亲的悲痛化为了力量,她的希望也被复仇取代。从那以后,她的妈妈彻底改变了。

二、14岁少年同样手法遭难

当许多人因暴力逃离这里时,另一些人却坚持留了下来,因为他们已经在圣费尔南多建立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想因为别人的罪恶而放弃它。

住在圣费尔南多意味着要接受某些现实。比如遭受绑架和忍受暴力集团实施的宵禁,这对他们来说就像大城市居民需要忍受交通堵塞和污染一样平常。在暴力的压迫下,许多人的生活受到限制。几乎没有一个街区完好无损——儿子失踪,亲人被谋杀,房屋被遗弃。

作为一个约6万人口的城市,圣费尔南多有着与其规模不相称的恶名,这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造成的。这座城市位于塔毛利帕斯州的一条主要公路上。城外设有数条高速公路,每一条都通向与美国的战略边境口岸。在高速公路之外,灌木丛地带的小路为走私贩子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走私路线。

2010年,联邦当局在该市郊区的一个农场发现了72具中美洲移民的尸体,当局相信这是当时的暴力集团犯下的最野蛮的杀戮行为。

到第二年,猖獗的公交车乘客绑架事件导致在圣费尔南多周边地区的乱葬坑中发现了将近200具尸体。

当许多人因暴力逃离这里时,另一些人却坚持留了下来,因为他们已经在圣费尔南多建立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想因为别人的罪恶而放弃它。卢西亚诺的家人就是其中的一户。

他的祖父白手起家,经营着一家卡车运输公司,还有一家生意兴隆的煤渣砖工厂。他的父亲也叫卢西亚诺,拥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建筑材料商店。14岁时,小卢西亚诺就在不上学的时候帮助父亲和祖父打理生意。

和这座城市的其他人一样,卢西亚诺一家知道凯伦被绑架的故事和罗德里格斯悲壮的英雄事迹。他们知道,他们的富裕家境已经使他们成为头号目标,甚至比罗德里格斯家族更明显。多年来,他们已经赎回了卢西亚诺的几名家人,包括他的父亲,他在2012年被绑架了33天。

亲属们采取了防范措施,有时会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严苛的监控。但绑匪很清楚该如何下手。

他们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用一个年轻女孩的假Facebook账户来引诱卢西亚诺。

账户上的一条信息这么写着:“你很英俊,我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你。”

2020年7月8日那一天,双方同意在一个公园见面。卢西亚诺当时需要照看他的一个妹妹,他发信息跟家人说,不会在外面逗留太长时间。

他开着家人提供的作为代步工具的卡车过来,才几秒钟的时间,武装人员就闯了进来,把他推到一边,带他上车然后离开,跟六年前绑匪绑架凯伦的手法一样。

之后的几个小时,卢西亚诺的家人在全市范围内疯狂地寻找他的下落。直到他姐姐打开了他的Facebook账户他们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卢西亚诺被绑架后不久,他的父亲就接到了绑匪的电话,绑匪把电话递给了这个少年。卢西亚诺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两个小妹妹是否安全。

第二天,卢西亚诺的父亲和凯伦的父亲一样,在一条垂直于高速公路的废弃小道上放了一袋现金。第三天,绑匪说他们想要更多。

第二次交赎金的时候,卢西亚诺的父亲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的两个废旧轮胎之间留下了一袋现金。当他开车回圣费尔南多时,绑匪打来电话。那天晚上,他们会把小卢西亚诺送到家里。那一晚没有人能入睡,街上的每一个声音都让他们心惊肉跳。

直到第二天早上,卢西亚诺也没有回来,绑匪也不再接电话,卢西亚诺的家人知道他不会回家了。至少,不是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

对于报警这件事他们家格外谨慎,害怕报警带来的不利后果,但是此时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作为父母,最大的恐惧就是失去自己的孩子,”他的母亲加尔萨说。“他们已经这样对我们了。”

初战告捷

“她去了政府的每一个层级,而他们却当着她的面把门关上了,”他回忆说。“帮助她找到绑架她女儿的人,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荣幸。”

每个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甚至包括暴力罪犯。罗德里格斯只需要萨马自己露出马脚。

还要感谢那天晚上和她女儿一起被绑架的那位修理工提供的线索,暴力犯罪团伙从未想过要留着他,在他们放了他之后,罗德里格斯从他的记忆中挖掘了她需要的信息。

她成了一名社交媒体侦探,花了无数个小时搜罗凯伦的Facebook资料,寻找线索。

一天早上,当她躺在沙发上时,发现了一张贴着“萨马”标签的Facebook照片。她一眼就认出了那是跟她在餐馆里见面的男子,那瘦削的身材和刮得干干净净的脸罗德里格斯不会记错。

照片中的他旁边站着一位年轻女子,穿着一家冰激凌店的制服,这家店位于离维多利亚城两个小时车程的地方。

罗德里格斯在店附近观察了好几个星期,直到她完全摸清了那个年轻女子的上班时间,每次轮到她上班的时候罗德里格斯都守在外面,静静等待着萨马的出现。终于有一天他出现了,她跟着这对夫妇回家,并记下了他们的地址。

要迫使警方采取行动,仅仅一个地点还远远不够。她还需要更多的信息。为了得到它,她需要靠目标更近。

她剪了头发,染成了鲜红色,这样萨马认不出她来。然后,她穿上了她在卫生部担任低级工作时保留的政府制服。她拿着一份看上去很正式的证件,煞有介事对附近的居民进行一次假调查,最终得到了绑架她女儿的这个人的基本信息。

她去了当地、州和联邦当局,但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她拿着文件到处跑,就像一个挨家挨户上门推销的人,可是得到的答案永远是“不”。

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她找到了一名愿意协助她的联邦警察。

“当她把文件放到桌子上时,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这名警官说。他现在仍是一名现役指挥官,但他不能公开自己的名字,因为他没有获得公开发言的授权。“这个女人独自一人搜集的细节和信息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她去了政府的每一个层级,而他们却当着她的面把门关上了,”他回忆说。“帮助她找到绑架她女儿的人,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荣幸。”

当政府发布逮捕令时,萨马已经离开了小镇。失望之余,罗德里格斯加倍努力,想找出其他作案人员,不久就拿到了一叠萨马与其他人合影的照片。

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萨马出现了。

2014年9月15日是墨西哥独立日。罗德里格斯的儿子路易斯为了参加庆祝活动,准备关闭自己在维多利亚城的店铺。店里还有最后一位顾客,一位身材修长的年轻男士正在选帽子。路易斯放下他正在做的事,仔细看了看这个客人,没错正是萨马。

他打电话给母亲,然后跟着他,小心翼翼地不让他在警察来之前跑掉。当他们在中央广场逮捕他时,他拼命反抗,还声称自己有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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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拘留期间,他补充了罗德里格斯调查中遗漏的细节,说出了一些共犯的名字和地点。其中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何塞·萨帕塔·冈萨雷斯,警方逮捕他时他还不到18岁,在贩毒集团中绝对算是年龄小的。

在审讯过程中,克里斯蒂安怕得厉害。当罗德里格斯坐在审讯室外时,这名少年问他能不能见到他的母亲。

他对警察说:“我饿了。”

罗德里格斯很触动,她走进房间,把自己的午餐——一块炸鸡给了这个少年,然后去给他买了一瓶可乐。当她回来时,警察问她为什么这么做。“不管他做了什么,他毕竟还是个孩子,我是个母亲啊,”罗德里格斯说。她的朋友伊达利娅·萨尔迪瓦尔·维拉维森西奥当时也在审讯室,她说:“我刚才听到他的声音时,就感觉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克里斯蒂安也许被她的善良感动了,于是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

他表示:“我愿意带你去他们杀害被绑架者的牧场,他们的尸体应该还埋在那里。”

女儿被找到,但仅剩一块股骨

罗德里格斯在绑匪留下的废墟中寻找:脏兮兮的案板上布满了狰狞的污迹,大小不一的骨头和碎片。虬曲的树枝上挂着一根绳索。当她发现一堆被扔在一边的个人物品时,她呆住了。最上面堆着一条属于凯伦的围巾和一个她卡车上的座垫。

沿着一条小路一直向前,一辆破旧的拖拉机作为标记停在小路的尽头,这是一个废弃农场里的墓地。土坯房子的外墙上布满了弹孔,这是几个月前枪战的痕迹。克里斯蒂安说,墨西哥海军陆战队击毙了他的六名同伙。

罗德里格斯在绑匪留下的废墟中寻找:脏兮兮的案板上布满了狰狞的污迹,大小不一的骨头和碎片。虬曲的树枝上挂着一根绳索。

当她发现一堆被扔在一边的个人物品时,她呆住了。最上面堆着一条属于凯伦的围巾和一个她卡车上的座垫。

法医人员声称凯伦不在他们在农场确认的几十具尸体中。但罗德里格斯不认同政府的结论,事实证明罗德里格斯的判断是正确的。她的家人说,第二年,一组科学家发现了一块属于她女儿的股骨。

大多数官员对罗德里格斯致以勉强的尊重,他们抱怨她粗俗的语言和好斗的举止。“不是每个人都和她处得来,”邦政府官员格洛丽亚·加尔萨说,“但你必须尊重她所做的事情。”

在从牧场回来的路上,罗德里格斯经过了一家烧烤店,这家店位于通往牧场的小路入口附近。凯伦被绑架后的仅仅两天,她就和大女儿阿扎利亚一起在那里吃过饭。当时,她熟识的邻居埃尔维亚·贝当古正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喝着苏打水。

罗德里格斯过去跟她打招呼,并问她有没有听说凯伦被绑架的事情。当时这件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整个城市无人不知。但是贝当古却假装不知情,罗德里格斯觉得很蹊跷。

现在,再次开车经过这家餐馆时,她猛然意识到:那个年轻的女人应该知道些什么。也许她一直监视着农场,以防警察来。

震惊一瞬间化成了愤怒,贝当古是一个被当地妓院的妓女抛弃的孩子,她打小就认识贝当古,还经常把凯伦的旧衣服送给她。

罗德里格斯跑回家,细细研究各种线索,发现贝当古与凯伦的一名绑匪关系暧昧,这名绑架者因一项与此事无关的罪行正在服刑。

就像她在冰淇淋店门口所做的一样,罗德里格斯在探视时间在监狱外守了好几个星期,贝当古终于露面了。警察逮捕了她,后来证实有些勒索电话是从她家里打出去的。

几个月过去了,罗德里格斯继续埋首于案卷中,她的随身包里塞满了各种线索。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线索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一些罪犯已经死了,另一些还在监狱里。那些还活跃在大街上的罪犯试图以出租车司机、煤气送货员等身份开始新的生活,还有像恩里克·尤埃尔这样的重生基督徒。

罗德里格斯去了尤埃尔只有1.3万人口的家乡阿尔达马,看望了他的祖母。老妇人沉重地叹了口气,告诉她这孩子一直是个麻烦,但至少他现在去教堂了。

之后,罗德里格斯开始参加当地教会的服事。果然,她在那儿找到了他。

她的家人回忆说,当警察来到教堂并逮捕他时,教友们根本不敢相信。其中一个请求罗德里格斯的宽恕。

她嗤之以鼻:“他们杀害我女儿时,他的同情心在哪里呢?”

政府出手,但毫无收获

他们穿越了广袤而干旱的圣费尔南多边缘地带,但无论他们搜索得多远,都不可能完全覆盖每一个角落。谁知道这片土地上有多少无名的坟墓?

卢西亚诺的绑架事件在圣费尔南多引起了轰动。

大多数情况下,居民不会公开反对暴力犯罪集团,因为这无异于以卵击石,且代价巨大。警察也不太可能采取任何行动,而暴力犯罪集团肯定会实施报复。\

许多人为他们的沉默找借口,说受害者本身也参与了非法活动。人们会这样互相安慰:“他们(受害者)本身也参与了坏事。”

但这名被绑架的14岁无辜男孩打破了暴力犯罪集团与圣费尔南多人民之间的平衡。

因此,这个家庭,像罗德里格斯一样,打破了受害者在遇到此类事件时的常规反应。他们号召朋友和市民和他们一起游行,要求归还小卢西亚诺。他们组织了搜救队,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他的母亲录了一段录音,恳求绑匪把她的儿子还给他。司机们在镇上转来转去,用扩音器播放这段令人心碎的录音。

今年8月,这家人前往墨西哥城向政府施压。他们睡在市中心搭起的帐篷里,穿着雨披来抵御季节性风暴。

“我们不关心下雨或其他任何事情,”卢西亚诺的母亲告诉当地电视台记者,当时她的团队在市中心的遮阳篷躲避风雨。“我们只想要回我们的儿子。”

施加的压力起了作用,政府向圣费尔南多派出了由士兵、警察和调查人员组成的车队。他们每周进行两到三次搜查。

他们穿越了广袤而干旱的圣费尔南多边缘地带,但无论他们搜索得多远,都不可能完全覆盖每一个角落。谁知道这片土地上有多少无名的坟墓?

罗德里格斯的儿子路易斯从自己的经验,知道找到尸体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当事人开口说话。对凯伦来说,是克里斯蒂安,那个接受了罗德里格斯一顿午饭的少年。

卢西亚诺一家没有找到这样一个作为突破口的人。9月,国家警察在圣费尔南多拘留了一名暴力犯罪集团的头目,但是他拒绝合作。

卢西亚诺一家没有找到这样一个作为突破口的人。9月,国家警察在圣费尔南多拘留了一名暴力犯罪集团的头目,但是他拒绝合作。

在追踪了假的Facebook账户后,警方验证了加尔萨(卢西亚诺的妈妈)长期以来的怀疑——她的两个表兄妹参与了有组织的犯罪,并与当地的暴力犯罪集团联手绑架了卢西亚诺。

但那时,这对表兄妹已经不知所踪。对卢西亚诺的搜寻也一无所获。政府现在几乎是敷衍了事,简直像是在走过场。

他们不但没有得到答案,反而还收到了各种匿名电话和警告他们停止搜索的威胁。加尔萨和罗德里格斯一样,对这些电话不予理睬,但家人要求政府提供安全保障。卢西亚诺的父亲说:“现在,我们所要求的,也是罗德里格斯曾经多次要求的,就是保障我们的安全。政府就这么等着他们来杀我们吗?”

母亲节当天的惨剧

“我不在乎他们是否杀了我,”罗德里格斯曾对萨尔迪瓦尔·维拉维森西奥说。“我在他们杀了我女儿的那天就死了。我想结束这一切。我要除掉那些伤害我女儿的人,我无所谓他们会怎么对我。”

绑架案使悲伤的气氛在整个家庭中蔓延,摧毁了家庭的根本。守着残存的一点微小的希望痛苦地活着,终生不得解脱,这本身就是一种残忍的折磨。

凯伦失踪后,罗德里格斯的丈夫整个人都变了。他从前很活跃,现在很少出门。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在慢慢地萎缩,他的变化使得孩子们都快认不出他来。

对罗德里格斯来说,追求正义的过程可以缓解她丧女的痛苦,代价也是巨大的。

她的公开挑战威胁的不仅是少数绑架犯,更威胁着圣费尔南多的整个犯罪集团。她的朋友们常常怀疑她是不是太过分了,她们认为罪犯迟早是会被绳之以法的,不过就是时间问题。

“我不在乎他们是否杀了我,”罗德里格斯曾对萨尔迪瓦尔·维拉维森西奥说。“我在他们杀了我女儿的那天就死了。我想结束这一切。我要除掉那些伤害我女儿的人,我无所谓他们会怎么对我。”

2017年3月,近20名囚犯从维多利亚城的一座监狱越狱,罗德里格斯就在这里等待着杀害女儿的凶手。

她担心她的家人,她向政府请求保护。警方说,他们会定期派人在她家和工作地点巡逻。

和之前的几次行动一样,罗德里格斯好几天在车里守在她家附近,等着那名年轻女子出来。她在杯子里撒尿,在黑暗中听着收音机,耗尽了汽车电池的电量。路易斯说他不得不溜到街上帮助她。

当警察最终在家门口逮捕了这名年轻女子时,罗德里格斯在跑向他们时绊倒了,脚部骨折了。在母亲节那天,她仍然戴着石膏,拄着拐杖。

晚上10点21分,她回家了。她又一次和丈夫住进了曾经和凯伦一同住过的那间橙色的小房子里。她把车停在街上,然后笨拙地从车里出来,由于受伤,她走得很慢。

据警方报告,一辆白色尼桑卡车悄悄停在了她身后,车上有几名越狱的男子。他们发射了13发子弹。

她的死激怒了整个国家,墨西哥的日常生活陷入混乱,政府慌乱地做出了反应。几个月后,警方逮捕了两名罪犯,并在一次枪战中击毙了另一名罪犯。

至于那些下令暗杀她的主谋,他们更害怕的是罗德里格斯的行为,至于杀害她会带来的后果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提,直到现在他们仍然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路易斯疯狂地想要知道他们是谁。但他自己也在他母亲的死得到了教训:伸张正义也不能操之过急。

“我不会重蹈妈妈的覆辙”,他说。

虽然他担任了母亲组织的领导,但是母亲已经不在了,这场运动慢慢失去了活力。一些成员离开去组建自己的团体。其他人陷入了沉默,因为她的惨死而沉默了。

那年6月,也就是罗德里格斯死后将近一个月,韦拉克鲁斯州的官员根据她提供的信息逮捕了凯伦案件的另一名嫌疑人。在绑架过程中,这名女子殴打和折磨凯伦,把她像沙袋一样吊起来,并对她拳打脚踢。

之后,这名女子逃到了韦拉克鲁斯,在那里她开起了出租车,同时抚养她年幼的儿子。

罗德里格斯到底还是抓到了她。

葬礼

当送葬的人群散去后,路易斯和阿扎利亚走向了他们母亲的坟墓,那是一座教堂似的建筑,两旁种着柏树。凯伦也葬在那里,就在她母亲的旁边。他们知道他们是少数幸运的人,至少还有地方哀悼他们。很多家庭都没有找到他们的亲人。凯伦和罗德里格斯现在躺在一起,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不到100英尺(约30米)远的地方,路易斯参加了小卢西亚诺的葬礼,游行队伍沿着街道行进,街道两旁的居民都看着小卢西亚诺的灵柩在前往墓地的路上。在葬礼现场,人群包围了长方形的墓穴,路易斯沉浸在悲痛中。

去年10月,当局在圣费尔南多北部边界的一个浅坟里发现了这名少年的尸体,旁边是一片槐树林。凶手用垃圾覆盖现场,躲过了搜查。几周前,志愿者们曾经经过那个地方,却一无所获。

政府没有透露是如何发现墓地的。一名官员称,调查人员根据手机发射塔的信号进行三角测量,最终确定了位置。

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在尸体被发现的几个小时前,警方在一家医院里发现了帮助策划小卢西亚诺绑架的堂兄,他的腿上有枪伤。此后,他被控绑架和谋杀。

长久以来习惯于沉默的居民,现在看着送葬队伍在街道上缓缓行进,后面跟随着数百名步行的悼念者。那一天的温度高达100华氏度(约38摄氏度),店员自发性地给他们端来了水。

当哀悼者在葬礼上哀悼,伴随着乐队悲伤的奏乐,卢西亚诺父母的讲话让在场的人潸然泪下,尤其是路易斯和他的妹妹阿扎利亚。他们的姐姐和母亲都死了,甚至连母亲的朋友萨尔迪瓦尔·维拉维森西奥也死于了新冠。

卢西亚诺的父亲对此表示感谢。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孩子还是回来了。

这位父亲在葬礼上说:“我想谢谢你,你是一个完美的儿子,你在这里的每一天都给我们带来了欢乐,现在你走了,我们的心也跟着你走了。”

他的母亲在葬礼上感谢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寻找儿子的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

她说:“你们教会了我和我的家人,我们只要团结起来就能反击,我们必须直面我们的恐惧,才有机会战胜它。”

对于路易斯和阿扎莉娅来说,很难不联想他们被埋在不到100英尺外的母亲。她生前也说过同样的话,这些话正刻在她的墓碑上。

阿扎利亚抱着卢西亚诺的母亲哭了很久。路易斯和卢西亚诺的父亲握了握手,但一句话也没说,然后擦着眼睛走开了。

在最开始的时候,路易斯试图帮助这个家庭,给他们介绍了一位参与处理凯伦绑架案和母亲死亡案的警官。但路易斯说,当他建议用狗来搜寻尸体时,他的家人很生气。

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儿子可能已经死了的事实,他们自我安慰:“我们不是在找尸体,”路易斯回忆加尔萨当时这样说过。

在那之后,路易斯和卢西亚诺的家人之间起了间隙,信任不再,路易斯也就没有办法再提供帮助了。

当送葬的人群散去后,路易斯和阿扎利亚走向了他们母亲的坟墓,那是一座教堂似的建筑,两旁种着柏树。凯伦也葬在那里,就在她母亲的旁边。

他们知道他们是少数幸运的人,至少还有地方哀悼他们。很多家庭都没有找到他们的亲人。凯伦和罗德里格斯现在躺在一起,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在温暖的阳光下,路易斯和阿扎利亚坐了一会儿,回忆起他们以前不敢回想的时光。

墓地里空无一人,只有他们俩分享着这难得的静谧时刻。